王叔岷先生为斠雠名家，遍校先秦汉晋群籍。本书选择斠证诸子之作十四篇，及附录四篇，合为一集，集中呈现了王叔岷先生在校理诸子方面的成就。

斠雠名家王叔岷先生精研先秦诸子，而于诸子之中最喜庄子，于《庄子》三十三篇之校勘、训释、思想系统及与庄子相关的若干问题，颇有撰述。本书将王叔岷先生历年所发表有关庄子之单篇论著汇为一册，而以第一篇《庄学管窥》总其名，为王叔岷先生研究庄子心得之集中体现。又附录中收录《读庄余韵》一篇，为王叔岷先生读《庄》数十年来所赋之诗篇，亦可见其爱庄之真性情。

：《诗品》是我国诗歌理论批评名著。自清代以來，《诗品》研究渐成规模。王叔珉先生在《诗品》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他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文章《钟嵘诗品疏证》在学术界流传很广。作者对《诗品》所做的考订，经四十多年的辛勤积累，其成果最终汇集于力作《钟嵘诗品笺证稿》中。该书补充、修订了《钟嵘诗品疏证》等，附录中所选诗歌作品较前人更加详尽，有助于研究诗品者参阅、品评。作者视野广博、考订精确、谨严，为《诗品》笺证方面的最重要成果之一，在古代文论界具有持久的影响力。

在中国早期的神仙传记集中，刘向所撰《列仙传》为现存较早的一部，国内外学术界对此书十分关注。然而有关此书的校订，自清人王照圆及钱熙祚校正、胡珽校讹、董金鉴、孙诒让校以来，一直未再出现较为完备的校本，《列仙传校笺》为王叔岷先生所做之校笺工作。

《慕庐论学集》收录《慕庐演讲稿》、《慕庐杂着》、《慕庐雑稿》、《世说新语补正》、《文心雕龙缀补》、《颜氏家训斠注》，并王叔岷先生手稿《吕氏春秋校补》，共七部专著，囊括王叔岷先生治学之方方面面，参考价值颇大。 注：本书为竖排繁体中文版。

史记》博极古今，包罗万象，流传既远，由于后人的传抄、刊刻甚至妄改，难免存在很多错误。王叔岷先生广泛运用经、史、子、集以及古注、类书等校证《史记》，解决了前人根本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。作者对《史记》的校证，以日本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为底本，参校刊本，最早者为北宋监本；次为南宋黄善夫本；最晚为清乾隆武英殿刊本。作者的主要工作包括：一、字句整理；二、史实探索；三、陈言佐证；四、佚文辑录；五、旧注校补。作者以一人之力，历经十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全部文字校勘工作。《史记校证》是近人整理《史记》的最重要成果之一，为《史记》校证本中最权威者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
《王叔果集(繁体竖排版)》介绍了：王叔果，字育德，号西华，明永嘉英桥里人。出身官宦世家，舅祖张璁是明世宗嘉靖朝的内阁首辅，父王澈由举人官至兵部车驾司员外郎，叔父王激官至国子祭酒兼经筵讲官。王叔果自幼随父住在北京，幼英颖，七岁社师试以耦句，应多奇。十二岁即善举子业，初习毛诗，后师翰林编修卢淮，改习礼记。十九岁丧母，护母灵榇归葬半山，庐于墓，攻苦修业。嘉靖十五年试督学徐文贞，补郡诸生。嘉靖十九年应举，省督学张鏊合金、衢、严、温、处五郡士试，取王叔果为第一，遂以礼经荐于乡。上春官罢归，还居山中，考古缀文，生徒讲业者羣集。时其父致政家居，建宗祠，行族约，以惇睦范其宗。王叔果因着为说，即为传世的王氏族约。

本书以《庄子·天下》为主要线索，广泛搜集战国时代著作已亡逸的诸子评述数据，并以此为基础，进行学术史的考证及探索。上编为战国诸子评述数据的辑校，所收包括子思、禽滑厘、宋钘、尹文、彭蒙、田骈、慎到、关尹、陈仲、魏牟、惠施等十一家。除了抽绎、迻录各家数据外，对于原文的疑难字句及讹误、脱衍等现象，也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，作了大量的校理工作。下编收录八篇与上编所涉诸子有关的考证文章，包括对于《檀弓》所记子思家世、宋钘的年世约数、《文子》依托尹文立说、慎到的学术渊源、《於陵子》的成书时代等问题的辨析。

本书是“吴则虞全集”之一种，为吴则虞先生之宋人词集注本之一。《花外集》又称《碧山乐府》， 是宋末词人王沂孙的著名词集。王沂孙词作风格近周邦彦、吴文英，其清峭处，又颇似姜夔，尤以咏物为工，章法缜密。本书曾于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收入“宋词别集丛刊”。本次出版收录至“吴则虞全集”，采用繁体竖排的方式于《花外集》通体施注，每词下分校、笺注、斠律、汇评四部分，相关资料辑为附录，体例完备、校注详核，允称精善。书后附有《花外集斠笺》手稿本两种，均为彩色影印，三本并观，以飨读者。

《中风斠诠》是张山雷在张伯龙《雪雅堂医案·类中秘旨》的基础上，引证古籍，进一步发挥而成。全书分三卷，卷一为中风总论，卷二为内风暴动之脉因证治，卷三列古方平议。 书中张山雷融会中西学说，阐述中风病名及证治，见解独特，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；并根据中风证情，结合自己的多年经验，总结出治疗中风的八种方法——闭证宜开、脱证宜固、肝阳宜于潜镇、痰涎宜于开泄、气逆宜于顺降、心液肝阴宜于培养、肾阴宜渐滋填、偏瘫宜于宣通，可谓别开生面；在卷三中张山雷还选择了可供治疗中风的古今成方，分类编次，阐释其制方之旨，改正其不切合之处。 该书对中风病的研究深入详尽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医在专病研究方面的水平。